《赏花时》

　　（可正是）人值残春蒲郡东，门掩重关萧寺中。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

诗歌赏析

　　《西厢记》为王实甫所作，是一部元杂剧。元杂剧又称为北曲、元曲，最初起源于宋末，在融合了多个时期和地区的艺术形式后，形成便于舞台表演的戏曲艺术。这种艺术形式在元朝发展最为鼎盛，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“元曲”。
　　《西厢记》就是元曲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这部作品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在寺庙中相逢，在小丫鬟红娘的帮助下私定终身，最终张生高中状元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，我们所熟知的“红娘”形象就来自这里。其实这个故事最初的母本来源于唐代元稹所创作的一部传奇小说──《莺莺传》（也叫《会真记》）。
　　与《西厢记》圆满的结局不同，《莺莺传》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，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说：“元稹以张生自寓，述其亲历之境。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，张生就是元稹的自我写照。
　　元稹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、文坛领袖，与白居易是至交好友，两人常有诗歌来往唱和，被人们合称“元白”。元稹出身一般，自幼丧父，全靠知书达理的母亲把他抚养长大，供他读书。所以元稹成年后，怀抱着强烈的仕宦之心，只想尽快功成名就，官运亨通。为了仕途，元稹放弃了很多心爱的女子，之前讲过的薛涛可能是一个，崔莺莺的原型也是一个。当然元稹当时不娶她们，也许有迫不得已的原因，比如她们出身低微，无法帮助他尽快获取功名进入唐朝的上流社会。总之，元稹最后迎娶的是新任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韦夏卿的得意门生，加上他确实饱读诗书，很快受到重用，后来甚至官至宰相。
　　到了宋代，崔张的故事流传甚广。文人诗词常以之为典故，如晏殊在《浣溪沙》中借用《莺莺传》中的诗句写成了“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，不如怜取眼前人”；苏轼《张子野八十五岁闻买妾述古令作诗》中也有“诗人老去莺莺在”的诗句。
　　也许是为了弥补爱情的遗憾，也许是为了逃避道德谴责，崔张故事在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流传中渐渐从悲剧变成了喜剧，爱情的阻挠因素也从内部的负心汉变成了外部的丈母娘。《西厢记》中，崔莺莺一上场所唱的第二首曲子就是这支《赏花时•花落水流红》：

　　（可正是）人值残春蒲郡东，门掩重关萧寺中。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

　　曲与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“有衬字”， 即曲调所规定的格式之外另加的字。一般不占用乐曲的节拍、音调，往往是唱的时候快速而有节奏地一口带过。它使曲文在遵守格律的前提下有更大的自由性，行文也更加活泼灵动。“可正是”三字就是衬字，它打破了“人值残春蒲郡东，门掩重关萧寺中”的平衡对称结构，为诗词的文雅增添了世俗生活的气息，更适合于舞台表演。
　　在剧中，崔相国在京师长安病逝，莺莺母女扶柩北返祖坟故土，路过了“蒲郡东”这个地方。“伤春悲秋”是中国文化一贯的传统，“残春”本就容易引起少女伤怀，再加上家中有丧，身在他乡，寄人篱下，这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，悲愁就更加了几层。所以一个“值”字，恰恰赶上，用得非常巧妙，让莺莺母女的处境有了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之感。
　　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发生在普救寺的西厢中，所以“萧寺”指的就是普救寺。为什么要说“萧”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典故。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我国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不光普通百姓，很多统治阶级也虔诚地信奉佛教，当时的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之一。从政绩上来说，梁武帝是个骁勇善战颇有作为的皇帝。但在晚年沉迷于佛教，一心想要摆脱尘世遁入空门。他曾经四次扔下朝政不管，只身前往寺庙出家。国家不能没有皇帝，无奈的大臣们只好凑钱去寺院里把他赎回来，导致了国库空虚，百姓贫困，而唯独寺院富有。
　　梁武帝还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，还将他的老宅施舍与佛门，唐代诗人杜牧在《江南春》中写道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就是当时南朝景象的真实写照。现在看到的佛教僧人只能吃素不能结婚等规矩，都是梁武帝制定下并且流传后世的。后来人们一提起佛教和寺庙就会想到梁武帝，因为梁武帝姓萧，这个姓氏也就永远和寺庙联系在了一起。
　　而“萧”字本身的含义同时又给人萧瑟、寂寥之感。纳兰容若就写过“萧萧几叶风兼雨，离人偏识长更苦”、 “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，瘦尽灯花又一宵”。欧阳修曾写道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寺院的重门深掩里，藏着离人的悲愁，也藏着少女残春的孤独寂寞。
　　“东风”就是春风，“花落水流红”流去的是女子最美好的年华，最姣好的容颜，一个“红”字，象征着人类最美的生命，读来给人惊心动魄之感。所以李后主说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”。但和李后主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国仇家恨不同，莺莺的“愁”只是闲愁，“怨”只是轻怨，但又无可排遣。“无语”中潜藏着古代大家闺秀对爱情不能言说的渴望，于是后文张生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　　简简单单的31个字，蕴藉深厚，伏脉千里。也许这就是诗词曲的魅力吧。